“我是个有病的人……”

但马上来一个反向转变，表示自己并不软弱，不容许人欺负，而且暴露自己的毛病，说道:

“我是个凶狠的人。我是个不招人喜欢的人……我是个凶狠的小官吏。我对人粗暴，并因此感到快意……”

这里表面上是独白，实际上进入了自我对话。接着似乎预感到别人会对自己的自白作出反诘，于是又来一个自我分辩与自我解释，构成进一层的自我对话:

“我方才说我是个凶狠的小官吏，那是因为我愤怒而说的谎话。我不过是跟人和军官闹着好玩，事实上我是永远不会变得凶狠的。我常常意识到自己有许多许多与凶狠最对立的成分。我感到这些对立的成分在我身上竟是那么拥挤不堪。我知道它们一辈子在我身上拥挤来拥挤去，总想往出挤，可是我不放它们，硬是不放，故意不放它们出来。它们折磨我到了很无耻的地步，弄得我浑身痉挛，终于使我厌烦得很，简直厌烦透了!”

表明他自己并不凶狠，不想要自己凶狠，接着他敏感到人家会说他已经懊悔了，于是表示别人怎么看自己都不在乎，以虚拟第三者为对象，继续自己的内心对话:

“诸位先生，你们是否觉得我现在要在你们面前对什么事哀示懊悔，有什么要向你们请求原谅的吗？……我确信你们会这样认为……可是，我得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这样认为，那我也无所谓……”

就这样，形成一种带有辩论色彩、但不见辩论对象的独白性对白。

这种复杂而别致的独白性对白，迫使读者迅速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在巴赫金的概念中，这就是主人公“内心的不同声音”。主人公的精神生活及其全部表现，就是这些内心声音的不断斗争的过程。

“大型对白”涉及小说结构、人物关系结构。巴赫金认为，小说结构的各个成分之间都存在着对白关系，这种结构法称为“对位法”。

关于“对位法”，表现在陀氏小说结构上，就是用不同的声音各自不同地唱着同一个“乐曲”，这也就是“多声部”现象。

例如《地下室手记》这部小说由三章组成，初看起来，章与章之间的联系似乎不够严密，作品的笔调不一。陀氏在给他哥哥的信里谈及这点时写道：

“你知道音乐中的‘中间部分’是怎么回事吗？这里也正是这样。第一章表面看来全是废话，但突然在后两章里这些废话却以出人意料的悲剧转折结束了。”

也就是说，他的小说是有意运用不同的调子来写的，它通过音乐中的“中间部分”的过渡办法，完成了从一个调子向另一个调子的转变，不过唱的是一个题目，这是一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是“复调”在结构上表现为情节发展的平行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谈及《白痴》的时候写道：

“总的来说，故事和情节……应该选定并在整部小说中整齐地平行进行。”

在《罪与罚》中，拉斯柯尼科夫犯罪后的情节线索发展，也是一种平行结构。小说结构中的这种“复调”、“对位”法，后来被发展为多主题结构，即一部小说中有几条情节线索，它们各自独立，相互交织，或曲折交叉，在组成巨幅社会生活图景时又有密切联系。同时在小说末尾，由于这种结构在起作用，往往表现为意犹未尽，故事似乎没有结束。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结尾就给人这种感觉。在人物关系的结构上，“复调”、“对位”或“多声部”，表现为人物的对立式的组合，这种现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在第二种对白中，就列举过相关例子）

“微型对白”主要表现于人物心理结构之中。这种对白的类型，一种是在形式上表现为人物的独白，但这是一种包含了对白的独白，即在一个人的内心独白中，先后同自己、同别人交叉对话，即独白性的对白。

还有一种是对白中的对白，即主人公对话中含有前后、暗中相互呼应和内心感应式的尾白。

这几种“微型对白”与“大型对白”在作品中互为协调而交相辉映。

先说第一种“独白性的对白”。

在《罪与罚》的开头，拉斯柯尼科夫收到母亲来信，信中诉说家境艰难，她妹妹杜尼雅为了设法资助他继续求学，不得不忍气吞声，受人侮辱，并准备嫁与为富不仁的律师卢仁为妻。这一切，使这位在京城过着清贫生活、愤世嫉俗、很有一些平民傲气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精神上痛苦不堪。

这时他的内心独白，便自由地转为内心的对白和辩论。当他想到与母亲、妹妹的关系时，心里在说：

“这里的中心人物不是别人，就是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拉斯柯尼科夫。他不是么，他可以得到幸福，可以继续上大学……可是母亲呢？这关系到罗佳，她的宝贝，长子罗佳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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