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本的“经典化”也不是单靠文学批评家与文学史家就能实现的。童庆炳先生曾总结文学经典建构的诸要素，特别强调两个要素:一是“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二是“发现人”。这两个要素处于文学的“自律”与“他律”结构之间，是内、外诸要素的联结者，“没有这两项，任何文学经典的建构也是不可能的”。一直以来，文学批评家与文学史家都充当“发现人”角色，他们提供对作品的新体会、新理解，尽力使其在文学批评史与文学史中“沉淀”下来，并借助文化权力机构的推广，使其在大众层面“蔓延”开来。但沉淀与蔓延的效果，说到底还要看一般读者的“期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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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阅读此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发现”趣味与知识的过程，至于其品位与价值，说到底要将“解释权”交还给“通识”读物的受众群体，非一二评者可给出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本书对于《西游记》这部文学经典之“公共形象”的再生成，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赵毓龙，系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

可以说，《西游记》的经典形象，就是在这两组矛盾的“撕扯”中逐渐形成的。这两组矛盾造就了小说作为文学史经典的“既成事实”，也给其当代传播与阐释提供了新议题。

直到今天，百回本《西游记》的传播，其实仍是“公共形象”的传播。

由此出发，当下“琳琅满目”的关于《西游记》的各类导读、批评著作，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相当一部分著作未参与或无助于议题讨论，而不过是主观化、庸俗化的文本解读，他们同样是偏离文学轨道的，甚至可以说是旧时“大仇敌”们的当代变种。大众期待的是真正立足于文学立场的，导向阅读实践的，又对读者足够“友好”，帮助其理解《西游记》的思想与艺术，进而参与到该书“公共形象”再生成的普及性读物。

文学文本的“经典化”不只是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书写的问题，它是广义上的文学传播问题。而文学传播经常分为两种形态:一是“本文”的传播，一是“文本”的传播。前者指作品本身(又经常是具体版本)的传播，基于阅读实践;后者所谓“文本”，则取广义理解，更是从接受的角度出发的，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符号系统”。该系统的生成，固然可以来自阅读(经常是泛版本的、超版本的)，但更多来自各种媒介(尤其是视听媒介，如图像、戏剧、影视等)的“二次传播”，它们提供一系列相对稳定的人物、事件，反复强调某种结构、主题，帮助大众在脑海中“拓印”出一个关于作品的可以被集体理解与认可的形象。换句话说，即便没有阅读作品，大众也可以参与作品传播，不是传播作品本身，而是传播一个关于作品的“公共形象”。

《〈西游记〉通识》 竺洪波 著 中华书局

【来源:光明日报】

这种“友好”，说到底是适俗的，而非庸俗的。作者是“西游学”方家，长期致力于《西游记》学术史与文本阐释研究。早年出版《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对“西游学”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历史的梳理，资料翔实，立论有据，嘉惠后学颇多。近年又对《西游记》成书、作者、版本、主题、影响等传统问题进行总结与重新思考，出版《西游释考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颇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同时，作者也积极参与普及型著作的撰写，以《趣说西游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为代表。可以说，《〈西游记〉通识》的成书，就是作者学术实践与科普实践“双管齐下”的新成果。

今天，文学文本传播与经典化的外部环境出现了重大变化:文化权力结构发生质变，教育普及度更高，通俗文学消费的成本极大降低。以此为背景，文学文本的传播应首先回归“本文”传播，教育、出版、传媒等文化机构应积极引导大众参与《西游记》的阅读实践，由“西游记”的传播者“转身”为《西游记》的真实读者。同时，随着哲学意识形态和文学理论与批评价值取向的转移，传统的主流“声音”消歇，新的“公共形象”尚未形成，如何“发现”小说的意义与价值(思想性的、艺术性的)，“发现人”们应达成怎样的共识，并将其推广至大众层面，以完成《西游记》之“公共形象”的再生成，这是新时期文学教育、文学研究、文化传播的重要议题。

文章来源：《中国文学批评》 网址: http://www.zgwxpp.cn/zonghexinwen/2022/0927/7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