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陀氏的一些长篇小说里，作者还往往采取一种极为简练的、只起到介绍陀氏的记事形式。而且这种记事形式不同于一般小说的记事形式，它仍然保留着对话的性质，就整体而言(而不是每一句话)，也是一种“对主人公说”的形式，即一种“对白性叙述”形式，而不是“全知性叙述”形式，并不含有作者的“直接”评价和说明。

这样就使读者感到，小说中的一切都转入了人物的视野，而不受作者自上而下全知全能视野的统摄，一切都成了主人公的独立意识和自我评判的材料，作者只是以一个平等的对话者参与进来。

在过去作家们一般是这样来表现自己的世界观或观点的:

他们或在人物中寻找自己的代言人，或将自己的思想倾向在场面中自然流露，或塑造理想的人物寄托自己的理想，或干脆就用插话或其他形式直抒胸臆。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属于另一类作家，他有意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仿佛作者完全隐去，不表示任何观点或意见，而全让人物各自表露思想，进行争论。

有时作者加入同人物的对话中去，不过似乎他没有任何主见，一会儿站在这个人物的立场上，讲出貌似真理的理由，一会儿又从那个人物的角度，振振有词地予以反驳。

有时是站在同一人物的内心的这一方或那一方，进行思想观点的交锋或斗争。各种声音同时在表现自己，读者一时难以分清谁对谁错，捉摸不住作者的主观意图。

巴赫金认为思想总是运动着的，在自己意识和他人意识接壤的交界点上发生，在个性与个性、主体与主体之间交流，他认为：

“它（思想）的存在领域不是个人意识，而是诸意识间的对话流。”

再加上作者让主人公在思想上自成权威并具有独立性，同时又用特定艺术，给主人公造成一种始终不能处于中立地位的气氛，一切都刺激着他，触动他的痛处，使主人公一刻也不停地处在对话与争论之中，处在对立意识的之中，这就造成了主人公之间极端活跃的对话情势。并且在对话中往往彼此都掌握对方的要害，使对话变得十分紧张。

例如《罪与罚》里的侦察科长波尔菲里同犯拉斯柯尼科夫的对话。波尔菲里通过了解与探察，从心理分析入手，确认对方是凶手。而拉斯柯尼科夫之后，一方面觉得有理，装得若无其事，另一方面又受到良心的折磨，痛苦得很，人格业已为二。

当波尔菲里在第三次和拉斯柯尼科夫会面时，他似乎谈论“第三者”似地说:

“我心里想现在这个人是会来的，他自己会来的，不久就会来的，既然他犯了罪，那他一定会来投案的。别人不会来，可是这个人是会来的。”

波尔菲里的话是句句针对拉斯柯尼科夫说的，打中他的要害。拉斯柯尼科夫表面上是“第三者”，实际上是谈话的对象，他再也无法镇静了，因为觉得自己的隐情已为对方所洞察，于是急切地问：“那么……是谁……杀的呢?”立刻从“第三者”转为对话的一方了。

这正是波尔菲里所期待的。这位侦察科长听到这一发问时，故意被问得愕然了似的，接着才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说道:

“怎么是谁杀的？……”

随即用近乎悄声而又十分确定的语调补充一句:“罗奇昆·罗曼内奇，是您杀的!就是您杀的!”并劝对方去投案自首。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各种各样的情势把主人公卷入对话之中，他们都意识到对方的存在，都关心对方对自己的评价，互相着、争论着，往往彼此在自己身上反映着对方。这样在人物关系上形成一种对立式组合结构，形成结构上的极端活跃的“复调”现象，或“对位”关系。

在《罪与罚》里，与拉斯柯尼科夫处在对立组合结构的不仅有侦察科长波尔菲里，而且有拉斯柯尔尼科夫所爱着的索尼娅。

在《白痴》里，与梅思金公爵处于对立组合结构的，不仅有豪富子弟罗果静，而且还有他一见倾心的娜司塔谢·菲里帕芙娜。梅思金不仅与娜司塔谢对位，而且还插入了热恋着他的阿格拉雅等等。

以主人公自白或内心独白形式出现的主人公与自我的对话，亦即“内心对话”，是陀氏小说中的最扣人心弦的对话形式。他最喜欢，也最善于倾听人的心声。

巴赫金认为，在意识开始的地方，对陀氏说来就开始了对白。他笔下人物的“内心对话”，形式上是一种独白，但独白中包含着对白——同自己或同虚拟的别人交叉对话，形成一种十分细腻、丰富多彩的对白形态。

《地下室手记》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主人公“地下人”因自己地位卑微而希望引起别人同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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