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们也认识到，既然作家在不同文体创作方面呈现出的才能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就应该对其加以公正评价。南宋陈善《扪虱新话》中说道:“论人者无以短而弃其长，亦无以长而护其短。自论则当于长处出奇，短处致功。”也即对于作家而言，应扬长避短;对批评家而言，应长短兼论。同样是针对难以兼善这一问题，南宋大儒叶适则希望通过编纂文集时存优删劣的方法加以解决，他在《播芳集序》中指出:“昔人谓:苏明允不工于诗，欧阳永叔不工于赋，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句，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此数公者，皆以文字显名于世，而人犹得以非之。信矣，作文之难也!夫作文之难，固本于人才之不能纯美，然亦在夫纂集者之不能去取决择，兼收备载，所以致议者之纷纷也!向使略所短而取所长，则数公之文当不容议矣!”叶适认为，“人才之不能纯美”无法避免，但编撰文集时编者对作品取舍却拥有主动权，因此最好的做法就是严加甄别，去粗存精，这样就可以保全作者的美名。在后人看来，叶适所言颇有削足适履之弊。但对当时文人而言，却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策略。

今天看来，我们或许并不完全认同这些批评家所得出的具体结论，但其中透露出的批评观念和批评视角，却非常值得注意。对于不同文体成就差异的原因，批评家们首先归结为作家创作才能的不均衡。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就说“属文之体，鲜能周备”，《四库全书总目》中也反复强调“人各有能有不能，固不必一一求全矣”，“人各有能有不能，固不必事事第一也”。归根结底，这其实还是作家创作个性与文体规范契合程度的问题。作家的创作个性，是由他的艺术才华、审美情趣、人生阅历、写作经验等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文体规范则更多是某种文学形式要求和文学语言法则，受到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的制约，各类文体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特质与文体风格。创作个性与文体规范契合程度越高，作者在这种文体上表现就越出色。唐代韩液这样解释善作文者与善作诗者的差别:“体者性之裁，工者分之专。故清而近者宜于诗，博而瞻者长于笔。”(《唐故河南府洛阳县尉顿丘李公墓志铭》)钱振锽《谪星说诗》中也以陆游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放翁飚举电发，运笔急疾，然宜于七古而不宜于五古，以五古之气宜缓宜宽，不比七古句长体博，无所往而不宜也。”

“诗人”“词人”等称谓的确立，代表了社会对于作家创作身份的认定。尽管有时这种认定并不完全符合作家本人意愿，但作品流传开来既成事实后，也就只好无奈地接受了。“柳耆卿为文甚多，皆不传于世，独以乐章脍炙人口”(《清波杂志》)。柳永以词名世，也因为词名太盛影响到了科举及第，其实他本来可以从事其他文体的创作。《避暑录话》云:“永亦善为他文辞，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为己累，后改名三变，而终不能救。择术不可不慎。”

【来源:光明日报】

批评家们在明清时期还将同一作家笔下所有文体的创作成就加以比较，从而排出序列来。例如《四库全书总目》中这样评价陈师道:“词不如诗，诗则绝句不如古诗，古诗不如律诗，律诗则七言不如五言。”这种思路如果借用数学中的不等式来表达的话，可以看得更为清楚:(陈师道)五律>七律>五古、七古>五绝、七绝>词。明代王世贞也认为:“永叔、介甫俱文胜词，词胜诗，诗胜书。子瞻书胜词，词胜画，画胜文，文胜诗。……鲁直书胜词，词胜诗，诗胜文。少游词胜书，书胜文，文胜诗。”(《艺苑卮言》)王世贞的评判也许并不公允，起码黄庭坚的诗就更胜于他的词，但却体现出试图总体把握作家创作成就的一种努力。

作家笔下各种文体创作水平不一致，但读者通常最关注的是他最擅长的文体，并很自然地据此将作家划入“诗人”“词人”或“散文家”的行列。获得这样的名号，当然并不意味着作家不从事其他文体的创作。刘辰翁《辛稼轩集序》中说:“稼轩胸中今古，止用资为词，非不能诗，不事此耳。”也就是说辛弃疾并非不会作诗，只是没有将诗作为个人的努力方向罢了。古人所说的“以诗名世”“以词名世”，就带有这方面的意味。苏轼《题张子野诗集后》云:“张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其余技耳……而世俗但称其歌词。”就认为张先的诗也非常高妙，但可惜诗名为词名所掩，故而不为世人所知。宋末诗人方岳也慨叹道:“山谷非无词，而诗掩词;淮海非无诗，而词掩诗。”(《跋陈平仲词》)陈师道《后山诗话》中所标举的“今代词手”“秦七、黄九”，还未等宋朝结束，就已分属诗人和词人两个阵营。而时至今日的各种文学史论著中，还是视黄庭坚为诗人，视秦观为词人。清代李渔《闲情偶寄》中说:“人生有二技，一技稍粗，则为精者所隐;一术太长，则六艺皆通，悉为人所不道。”这是通达之论，也可以用来解释上述文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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