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作家才性之外,批评家们另一关注的焦点是时代。清代朴学大家焦循《易余籥录》中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也就是说,文体如同世间万事万物一样,有着必然的盛衰规律。对于新兴的文体而言,它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期,采用该文体创作的作家更容易表现得优秀。过了这个阶段之后,该文体就转入了停滞或衰退期,作家也很难取得突破性的成就。按照焦循的看法,唐代五古不能与汉魏六朝五古相比,宋诗不能与唐诗相比,因为它们都属于“馀气游魂”,只不过承袭前人余绪罢了。从这样的标准出发,对于某位宋代作家而言,其诗不如词的可能性就很大。王国维也持同样的观点:“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季北宋之诗(除一二大家外)无可观者,而词则独为其全盛时代。……如永叔、少游者,皆诗不如词远甚。”(《人间词话》)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还将以上两种看法综合了起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答:“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剧,沈雄悲壮,为元曲冠冕。然所作《天籁词》,粗浅之甚,不足为稼轩奴隶。岂创者易工而因者难巧欤?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王国维以白朴词为例,指出了时代制约和才性差异对创作成就的影响。
文学中的比较本来就无法脱离主观性,批评家各有所好,评判的高下肯定不尽相同。对于跨文体创作成就的比较而言,主观性似乎更强,不同的读者会有完全相反的看法。王称《书舟词序》中有这样的记载:“程正伯以诗词名,乡之人所知也。余顷岁游都下,数见朝士往往亦称道正伯佳句,独尚书尤公以为不然,曰:‘正伯之文过于诗词。'”有时这种比较得出的结论会显得荒唐可笑,如钱振锽认为“杜五律胜七律,七律竞无佳者”(《谪星说诗》),与杜甫的创作实际和诗歌史上的定论完全相反,真让人怀疑他的诗学眼光。具体到作家本人,也可能表示不认同社会上的普遍评价。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讲道:“张东海汝弼草书名一世,诗亦清健有风致。……尝自评其书不如诗,诗不如文。又云大字胜小字。予戏之曰:‘英雄欺人每如此,不足信也。'”张弼草书的成就极高,但他宁愿说自己的诗胜过草书,李东阳说他是“英雄欺人”。的确,这恐怕是某些作家夸大其辞、突出自我的一种做法,时至今日依然可以看到。
对不同作家在同一文体上的比较,起码在汉代就已出现,如《史记·屈贾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就已经是一种既自然又熟练的批评思路。对同一作家在不同文体上的比较,就明显要晚得多。六朝时期虽也有“文笔之辨”和“沈诗任笔”这样的判定,但文体种类终究相对不多。唐代律体的定型意味着中国文学格律时代的来临,古代文体种类亦趋于繁多,对于文人而言,毕生都只选用一种文体进行创作几乎不可能,多种文体都很擅长又难度太大,因此文人笔下的各种文体在创作水准方面往往存在差异,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中就曾以杜甫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唐人诗无论大家名家,不能诸体兼善,如少陵绝句,少唱叹之音。”(《唐诗别裁集·凡例》)基于这种情况,批评家们开始饶有兴致地将同一作家在不同文体上的艺术成就加以比较,例如诗文之间:“杜子美诗冠古今,而无韵者殆不可读;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韵者辄不工。”(苏轼《记少游论诗文》)诗赋之间:“刘禹锡……作赋甚佳,诗但才短思苦耳。”(《苕溪渔隐丛话》)诗词之间:“(陈)师道诗冥心孤诣,自是北宋巨擘。至强回笔端,倚声度曲,则非所擅长。”(《四库全书总目》)这种比较也可以是在诗体内部,例如五七言诗之间:“盛唐长五言绝,不长七言绝者,孟浩然也。长七言绝,不长五言绝者,高达夫也。”(《诗薮·内编》)古律体诗之间:“韦应物古诗胜律诗,李德裕、武元衡律诗胜古诗。”(《临汉隐居诗话》)
(作者:张 巍,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与此相关联,批评家们也认识到,在作家所使用的各种文体中,往往会有一种居于优势地位,作家对它最为喜好,在这种文体上的创作成就也最突出,作家笔下其他文体都呈现出向这一文体靠近的趋势,从而造成文体面貌之间的相近。也就是说,能影响他者的文体,创作成就更高;受到影响的文体,创作成就则相对低一些,例如“子美长于诗,杂文似其诗。退之好为文,诗似其文”(李复《与侯谟秀才书》)。这种文体面貌的相似,在创作中似乎带有某种不自觉性,如“苏词如诗,秦诗如词,此盖意习所遣,自不觉耳”(程钜夫《题晴川乐府》),“韦应物律诗似古,刘长卿古诗似律……亦因性所便,习而使之然耳”(《七修类稿》)。所谓“意习所遣”“习而使之然”,指的是受作家独有的创作个性、创作气质和审美趣味所驱动,自然流露出的某种创作倾向。例如苏轼个性洒脱旷达,诗风清雄,富于奇趣,词作呈现出类似诗的风格;而秦观个性多情,易于伤感,诗词风格都较为柔婉,诗也自然像词。说到底是作家的才性决定了他更适宜于写哪种文体,其笔下的其他文体就有可能向这一优势文体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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