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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其实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决定把研究鲁迅作为志业。小时候没有太多的书可读，能接触到的书中就包括鲁迅，所以年轻的时候就是以他为参照来思考问题。后来我在鲁迅博物馆工作了10年，研究鲁迅渐渐成为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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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你此前在书中说，鲁迅是人们最熟悉的名字，又是最陌生的人。鲁迅的“陌生”体现在哪里？

孙郁：任何语言的流行都有它的道理，但存在的一个现象是，某一时期流行的语言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变成一个凝固的模式。流行的语言概念化的时候，其表达是有限度的，但是生活之水是永远流动的。这时便需要有另类语言、新的话语来补充它，我们的母语才能够生长。

孙郁：我主要讲了“新京派”的话题，这是北京的文学创作近30年来出现的新的京派群落。京派是指民国时以北大为核心的一些知识分子群落的写作，它强调文学作品的历史感、学问感，文字典雅、高贵。当时北大的那些教授了解西方文学，也了解中国古代的文脉，他们认为当时的文学有些欠缺，因此做了自己的实验，其中代表人物是废名等人。但是京派传统到了上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就消失了。

近一百年来，许多京派作家都不是在北京出生的，是后来到了北京，借用北京的资源成长起来的。这一方面说明北京有广阔的空间、窗户是打开的，吸纳着各种人实现自身的繁荣，同时也提醒着，北京的文学创作现在依旧需要不断地向来自不同地域、国家和年代的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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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举个典型的例子：晚清时桐城派在文坛占据重要位置，但是他们用“义理、考据、辞章”的固定方法做文章，就把汉语给“玩死了”。从章太炎到鲁迅，他们的文字为什么好？因为他们没有用清代那套流行的话语，而是回到了千百年前的文脉里边重新发现有意味的表达语境，将当下的口语、方言与古文的文脉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表达方式，汉语就被激活了。

好的文学应当是对社会和人性具有细致、幽微的观察。它用一种其他人没有用过的、陌生化的手段，发现了存在的隐秘和人性的隐秘，表达了审美的一道亮光。同时，伟大的文学作品里都包含了一种大爱。以《红楼梦》为例，在感觉到曹雪芹对人间失望的同时，也能感觉到他对人性之光、对美的东西的留恋，是充满爱意的。好的文学一定是有诚和爱，有大的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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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作家要向其他省份的地域性作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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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语言和文学的关系如何？在你看来，好的文学应该是怎样的？

文学精品的共性是保持了母语的活力

作为文学批评家，语言和话语表达方式是孙郁尤为关注的领域。7月26日晚，孙郁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采访。“任何语言的流行都有它的道理，但某一时期流行的那种语言到达一定程度，就会变成一个凝固的套路。这时需要有新的话语来补充它，我们的母语才能够生长。”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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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北京吸纳了各方面的人才，集中了全国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促使了出版、创作、演出等各方面的繁荣，当然也包括文学。但是北京的京派文学、京味儿文学是有它的限度的，北京的作家要向中国其他省份的地域性作家学习，比如新疆、云南等一些边远地区的作家是很生猛的，他们与大地、与生活的关系很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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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北京文化论坛于7月26日闭幕。在文艺精品创作与传播分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鲁迅博物馆前馆长孙郁表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精品的共性是都保持了我们母语的活力，摆脱了流行的惯性思维。

文章来源：《中国文学批评》 网址: http://www.zgwxpp.cn/zonghexinwen/2022/0729/7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