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磊：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媒介。我们是看横版书长大的一代，跟看竖版书的前辈观念就不一样；看电子书的一代，和我们观念也不一样。老一辈人一定要捍卫自己，新一辈人一定要打破老辈人的捍卫，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社会是在这种打破——捍卫——再打破——再捍卫中运行的。老辈人我们诚心尊敬，但生活还是要自己过自己的。

伍如今纸质书到处环绕着我们，但即使是受过良好大学教育的中产阶层，宁可在手机上刷自媒体的各种信息和资讯，也不愿意拿出时间来深度阅读纸质书。中国人对纸质书（或者说严肃内容）的抵触和疏离，跟这个社会观念水位的低迷和公共理性的匮乏之间是何种关系？

吕文浩：现在人们更多考虑个人的职业发展和物质享受，其阅读生活也是以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来决定读什么和读多少，职业学者也不例外。既然不“以天下为己任”，自然也就不一定要读那些跟自己距离较为遥远的严肃内容了。

这种阅读状况的好处是避免了过去那种大而无当的泛泛之谈，比较抵近自己的近期目标。但其弊端也是很明显的，长此以往，这个民族的观念水位会有下降、公共理性会有匮乏。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制度创新，不要总是把所谓成果和名利捆绑在一起，让大家多少有点“闲心”。

李静：互联网将人类数千年来的知识创造搬运其上，人们足不出户、无需与他人交往沟通即可获得，将人与人之间血肉相关、人格化的“我-你”关系，变成了人与物之间冷漠单向、反人格化的“我-它”关系。疏离纸质书只是互联网症状的一种，社会观念水位的低迷和公共理性的匮乏，也是互联网症状的一种。最根本的解救之道，恐怕还是恢复人与人之间鲜活、直接、关切彼此的“我-你”关系。

侯磊：如今大家都是用数码相机，但胶片摄影仍存在一个小范围内。以后阅读纸质书可能会成为小众爱好，但不会消亡，优秀的纸质书会成为文物并集体升值。纸质书=严肃内容，电子书=通俗内容，这种二元对立不大合适。因为纸质书也印地摊读物，任何典籍也都在电子化。趁着现在，快来藏书吧，晚了就来不及了。

陆清华大学何兆武先生在脍炙人口的《上学记》中这样写道：“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在回首其读书经历时也说过：“从1955年秋季到1962年1月，我一共有六年半的时间在哈佛大学安心地读书。……这一段训练纠正了我以往十八年（1937-1955）的自由散漫、随兴所至的读书作风。”两位前辈对于读书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分歧，请问您愿意站在哪一方并陈述理由？

吕文浩：余英时先生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较为稳定，从事专深研究的条件远较何兆武先生中青年时代为优。

不错，何先生读书比较沉迷于个人兴趣，但并不是只追求狭义的“趣味”，而是在博观约取。他后来之所以专攻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并做出重要贡献，与他青年时代确立的较为远大的思想志趣是有密切关系的。他当然希望做更专深的学问，他也有做这种学问的个人准备，但时代没有给他实现这种愿望的客观环境，所以他只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一点自己感兴趣而且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今天的物质和学术条件都有了大幅度改善，像余先生那样遵守严格学术纪律，努力写出学术精品更应该成为青年学者追求的目标。

李静：何兆武和余英时先生对读书看法的“分歧”，其实是不同的天性和目标带来的。读书人历来存在“狐狸型”和“刺猬型”两种。何先生属“狐狸”，兴趣广泛，游山玩水，不求中心，只求精彩，这与他的翻译家使命相称。余先生属“刺猬”，目标如一，心无旁骛，火力集中，务必穿透，这也与他的思想史学者使命相合。

精神世界必须同时存在这两种人，才会参差多态。我自己因为搞创作和批评，倒是希望像狐狸一样散漫博雅，但做不到，本性是一只专注的刺猬，只能涉猎很窄。

侯磊：人生在世，能够自由选择的东西真的不多。而是否有目的的阅读，是我们都能选择之处。人能在若干种分歧很大的观念中自由选择不被干涉，那是人生最关键的自由。知识分子最为痛苦的，是要选择有目的的阅读。这样的阅读等于搬砖，是学术沦丧的地方。与其这样做学术，不如干脆真去搬砖好了。

柒如果感到焦虑、沮丧的您有机会到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孤岛上生活一年，没有网络和手机，只能带五本书过去支撑一年时光，您愿意带哪五本？

文章来源：《中国文学批评》 网址: http://www.zgwxpp.cn/zonghexinwen/2022/0422/6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