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理解年轻人对电子书的选择，它的节省空间和便携相对于纸质书，友好和方便得多。但我还是建议，一些建造自己生命的、需要反复阅读的书——也就那么几本，最好有纸质的一直放在自己的居所，哪怕可能随时搬家。

侯磊：媒介很重要，是媒介塑造了文体。正如是古登堡印刷的发明、明代雕版印刷的普及促进了长篇小说的发展。当今公号文的文风，已经影响到散文随笔的创作。而科技发展以来诞生的电影、电视、游戏、手机短视频等，来源于文学脚本，但又反哺了文学，因此未来还会有新媒介、新艺术。

如果看流行一时的作品，不妨看电子版，经典作品还是需要纸张印刷。未来可能会发展到这样，流行一时的作品不用印刷，只有优秀作品才能被印刷出版，出版纸质书将是作家学者的无上荣耀。

叁诗人瘂弦先生曾在与笔者聊天时传神地区分了竖排与横排印刷，说前者是让读者阅读时不断地点头，因为古人敬畏经典，敬惜字纸，而后者则是让读者不断地摇头，说明那份对文化奉若神明的虔诚感已荡然无存了。对这种旗帜鲜明地反对手机阅读替代严肃纸质阅读的观点，您如何评判？

吕文浩：我并不排斥手机阅读这种形式，我认为它应该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新元素，一种有力的补充。但现在很多年轻人手不离机，因手机阅读而对严肃的纸质阅读产生了比较强的抵触感，这是值得忧虑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管是以他人限制的方式，还是自我约束的方式，缩减手机阅读时间是很有意义的。不过，对手机阅读的限制也应该是有限度的，我们应该让严肃阅读的内容以适合手机阅读的形式加以推送。我们要进军并开发这块新大陆，使其内容多元化。

李静：我是站在反对手机阅读一边的。不是说人就不读手机了，而是尽量只用手机阅读必要的资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可能花更多时间保持严肃纸质书的阅读。

人是有灵的肉身存在，透过感官获取认知。书以有美感、有质地、有重量的形象出现在你面前，被你眼见和抚摸，它就成为不可移易、有尊严的客观存在，它能唤起你对创造、智慧、精神的敬畏感。一旦所有精神产品都进入小小的手机，“书”就成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东西，一切值得敬畏的创造都在此受到了贬抑。对此需要我们足够的警醒。

侯磊：我很喜欢唐老师的《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星期论文”和“自由谈”为例》一书，这本书讲述了民国新文人与媒体，乃至与政治的关系。我自己也收藏有《大公报》和《申报》，不时拿出来看看，能学会当时的社会用语，看遍人间万象。再有是看“豆腐块”——随笔专栏，有不少都是用文言写的。

竖版书，有书香；文言文，滋味长；繁体字，纪纲常。然而，我整理北京历史文献，是使用古籍和民国书刊电子数据库。那种大学本科时到国家图书馆古籍阅览室用铅笔抄古籍、到国图总馆去查民国报刊缩微胶片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青春再值得留恋，但在家上网解决，用手机随时分享古籍，难道不是更好么？因此，我们不是要“反对手机阅读替代严肃纸质阅读”，而是要推广用手机来做严肃阅读。

肆台大教授殷海光曾在写给往日学生林毓生的书信里倾吐对严肃阅读的心声：“不管我是否会成众矢之的，我依然认为读书做学问是少数知识贵族的事。……我固然很穷，我认为在原则上书必须贵而且装潢高雅。这样方显知识的尊严。”在大众化与知识贵族之间，殷海光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他进一步阐述道：“我们得认清读书的价值。……科学技术在这些方面对人类已经帮了很多忙，但是，在有些地方实在帮忙过火，发生反作用。”您如何看待殷海光等为代表的中国老派读书人对书籍的这份热爱和捍卫，以及对电子媒介的批评？

吕文浩：殷海光等老派读书人的观点，长处是让人们多往深处、远处想，不要只看眼前的流行事物，对于立志做大学问家和大思想家的极少数人来说，这是非常宝贵的提醒。但这种观点不适合绝大多数普通读书人甚至普通学者。普通人需要的是及时接触现实的新鲜事物，对其做出具有较多“烟火气息”的说明和解释。

李静：我是基本赞同的。伟大的书对于人类灵魂的建造，怎样赞美都不为过。至于电子媒介，按说它只是人类的工具，当为人的益处服务——它也确实在传播知识文化方面，使人获益。但现在的大势是，人本末倒置了，将自己变为了电子媒介的工具。这是很可悲的，人需要将自己的自由从中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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