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批评中反复倡导以 “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文风来取代那种“浮巧轻媚，丛错采绣”的不良文风。苏轼主张要以西汉为楷式，他说：“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辞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眉山远景楼记》）苏氏父子为文不学“时文”，而追慕汉代贾谊、陆贽、司马迁等人，不仅对他们的思想崇尚不已，对他们的文章所代表的秦汉风力更心向往之，推之为文章所能达到的极境。苏轼多有这方面的言谈，如云：“某官受材秀杰，秉德纯忠。蔚然西汉之文，深厚尔雅展矣。”（《贺蒋发运启》）“贯六经百子之学，焕三代两汉之词。”（《贺时宰启》）“何去非文章，议论实有过人，笔势雄健，得秦汉间风力。”（《进何去非备论状》）总之，他认为秦汉风力是与华靡、怪涩文风对立的文化和艺术精神，应使之重新流贯于时代的文学体躯之中。苏轼强调“以西汉文辞为宗师”，并非如后来的明代前后七子那样，形成为一种复古主义的口号，而是为宋代的散文艺术发展确定一个参照物。主张恢复两汉风力，影响了苏轼对于文章批评理论的一系列看法，如他主张弘扬秦汉文化精神，以质朴自然为理想的风格范则的文风观念，与从陈子昂开始，唐宋古文运动中屡加倡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指导思想的追慕秦汉风格的思潮是一致的，这反映了在古代知识分子个体意识中较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认同心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问题，并非仅是有文艺思潮的性质，值得深思。

（作者：党圣元，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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