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

苏轼在《答谢民师推官书》中这样讲道：“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言称是在转述欧阳修的意见，但考之于现存的《欧阳文中公文集》，仅卷四十一《苏代文集序》有云：“斯文，金玉也。”聊聊数字，语焉不详，所以视之为苏轼自己之言而托之于欧公亦未尝不可。不过欧苏之间在批评观念方面有同气相求之处也是不争的事实，欧阳修曾在《记旧本韩文后》中云：“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而终耀于无穷者，其道当然也。”苏轼的“文有定价”说实际上是由此而发展来的。在《答毛滂书》中苏轼这样讲道：“世间唯名实不可欺。文章如金石，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又在《太息送秦少章》中云：“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岂可以爱憎口舌贵贱之欤？”苏轼认为，“名实不可欺”，文章之优劣决定于其“实”，而不决定于一时的“爱憎口舌”，以及文人同伙之间过度的抑扬褒贬。这是因为天下文章之“品目高下”，并非一己之抑扬所能左右；“一夫”之抑扬，“先进”之“汲引”，可以暂时“信于世”，但最终得到社会和历史的承认还需大众的知音许誉。当然，“一夫”和“先进”们的奖掖不是没有作用，但是要做到使其抑扬褒贬符之“实”、符之“众口”，也并非易事。苏轼在分析了文学批评中所存在的“名”与“实”、“一夫”与“众口”、“一时”与“久远”等关系之后，认为文章之好坏高下的裁定只取决于“实”、“众口”、时间的检验，而非为其他。是为“唯名实不可欺”。苏轼的这些言语，主要是针对当时文坛的不正批评之风而亮出自己的批评态度，意在提倡开展健康的文学批评，并且提出了如何衡量文章优劣的标准，或曰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的批评伦理准则。苏轼反复强调批评应该尽可能地趋同于文章之“实”和“众口”，他所鄙视的仅仅是那些靠诋恶起家，以“取合一时”而混迹于评坛，或欲以一己之偏嗜凌于大众和时间之上的“与草木同腐”的所谓“批评”。苏轼所言并非是鄙视批评本身，因此不能成为文家拒斥批评之口实。苏轼的文有“定价”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李东阳《麓堂诗话》云：“文章如精金美玉，须经百炼千选而后见。”赵执信《题幼子庆赋稿》云：“夫文章声色，自有定价，妙绝一时，脍炙人口，未必皆佳构。”均为援引苏轼之言而来。当然，对于苏轼此说，也有持不同之见者，如陈善在《扪虱新话》中就说：“文章似无定价，殆是由人所见为高下耳……所谓‘文章如精金美玉，自由定价，不可口舌增损'者，殆虚语耳。”又，薛雪《一瓢诗话》云：“诗文无定价，一则眼力不齐，嗜好各别，一则阿私所好，爱而忘丑。如某之与某，或心知，或亲串，必将其声价逢人说项，极口揄扬，美则牵合归之，疵则宛转掩之。”其实，这两种言说之间并不存在难以弥合的矛盾，苏轼的“定价”说重文章之“实”，相信文章的客观价值之存在，而“无定价”说则是从文学接受、文学批评中客观存在着种种难能尽以消除的种种局限或弊端而立论，两说之间不存在不可弥合之对立，就建立客观、公正的批评态度这一点而言，我们对这两种说法当合而观之才是。

对“浮巧轻媚，丛错采绣”文风的深刻批判

苏轼在进士及第后给欧阳修的谢恩书《谢欧阳内翰书》中言：“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在这里，苏轼明确地发表了自己对当时文风的看法，他指出文坛存在两种弊端，一是“浮巧轻媚，丛错采绣”，再就是艰深“怪僻”。有宋以来，当朝者虽然多次就学风文风问题发布诏命，复古劝学，但实际上制而不止，如在欧阳修前曾主持过贡举的张方平就说道：“迩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朝廷恶其然，屡下诏书戒饬，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宋史·选举志一》）但是，就在不惜用行政手段清除西昆体的败劣文风之时，又产生了新的文弊，即古文运动中出现了追逐奇险古怪的不良倾向，如尹洙、石介等人在反对西昆派之同时，却在自己的古文写作中又追逐“怪语”“新语”，结果“辞涩言苦”，难能卒读，故苏轼云“余风未殄，新弊复作”。所以宋代古文运动发展到欧阳修、苏轼，实际上承担着双重任务，即在继续清除西昆体余弊之同时，又需要抵制古文运动中新出现的追逐奇险古怪的不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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